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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资本主义，怪得很！

*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对政治敏锐的人开始觉察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这些人多为乡村的基层干部。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身上的政治属性让这些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而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了他们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所以，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

此时，远在吉林四平红嘴村生产队长卢志民刚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1976年夏天，卢志民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生产队长”而关进牛棚。“牛棚”的日子，卢志民无奈、彷徨、度日如年，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现在，他又思前想后，决定办一个翻砂铸造厂，“中央已经允许，此时不干，更待何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78：光明的中国（2）

翻砂铸造厂建厂初期的工作情景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企业起跑的原动力。办厂经费只有100元，卢志却定下了年底盈利3万的目标。建翻砂铸造厂，冲天炉是必需的。买不起，就四处寻觅，看到挡猪圈的，堵鸡窝的，搭小仓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块破铁板破铁皮，说服人家先给出来，以后加倍奉还。借来电焊机，用破铁，自己设计，焊接出个冲天炉。

鼓风机也是需要的。还是买不起，到四平市里求借。终于在制锹厂废料堆搜罗半天，发现一台报废的老式鼓风机，央求人家低价卖出。买不起电机，搬来碾房用来磨米的一台旧电机，装上轴承、瓦盒，凑合用。不到两个月，红嘴翻砂铸造厂宣告竣工。一切因陋就简、拼凑利用，然而一切符合规范。这一年，铸造厂产值达到万元，超额一倍多完成指标。红嘴的成就引起了个别上级部门的注意。有公社领导很不自在地说：“卢志民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整翻砂厂。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平了。”卢志民的胆量没有夭折在改革前夕，因为他恰到好处地“撞”对了时机，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地处天津郊区西部的王兰庄村，也在这年开启了改革的变局。一位年仅22岁的新支书郭宝印走马上任了。但过于沉重的现实让村民难以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全村人均耕地半亩，人均年收入160元，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下，以至于全村4个生产大队垮掉3个，大多数村民连烧火做饭的柴禾都没有；与贫穷相伴的还有日渐恶劣的民风，赌博、盗窃、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逐渐开放的经济形势中，郭宝印开始了探索，筹建第一个企业：小型拔丝厂。拔丝厂需要投资十几万元，这对人均年收入160元的王兰庄无异于天文数字。郭宝印每天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一家一户地说服，费尽口舌地筹钱。

几个月的施工和调试，试车成功。可初次出来的产品质量不过关，没人要。为了提高拔丝厂的产品质量，郭宝印又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国营企业学习，受尽奚落。最终，津南区一家企业的老技术员被郭宝印感动，偷着给他们指导技术，拔丝的质量问题得到解决。正式生产那天，郭宝印亲自开动机器拔第一盘丝。不料操作中，齿轮咬住郭宝印的手套，把他的胳膊往机器里拽。他急忙退步拔手，慌乱中踩断电源，才停了机器。

产品制造出来，销路又成了问题。七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刚刚兴起，大众不放心乡镇企业产品的质量，不相信乡镇企业的实力。乡镇企业仿佛石头下的种子，在努力地发芽，却迫于重重阻力，需要寻找裂隙，破土而出，向上生长。郭宝印三番五次地上门推销，一次次被人赶出来，他还是挂着笑脸。厂家最终被郭宝印的执著打动，答应试用，发现他们的产品质量同样合格，签订了购货合同。心情激动的郭宝印为此流下了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任何一个有志于通过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去获取成功人生的壮志未酬者，都没有理由不为之落泪。

不仅仅只是*有意无意的几句讲话，应该说整个78年的政策、舆论环境都在发生显而易见的改变。这恰是大众情绪的体现：渴望改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78：光明的中国（3）

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过左倾向，赞成个体经济的发展：

赚钱就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万恶的“四人帮”编造出来的。这个谬论不批判，社会主义事业就还要受影响（《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

人们爱用“大河”与“小河”来比喻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说明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是，大河的水是小河汇集起来的，“小河水涨大河满”，不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道理吗（《姓“钱”和姓“资”是一家吗？》）？

江、浙地区的“老虎灶”陆续恢复了，各地历来受群众欢迎的茶馆、风味小吃店、说书场……，是不是也可以恢复，来一个“旧瓶装新酒”，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望呢（《恢复“老虎灶”的启示》）？

3月18日，*主持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大会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这才有了新时期人才辈出的局面。出席大会的若干人中，有个叫任正非的青年。他*时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参军，是年从部队转业，10年后，创立了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价　“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的华为。他本人在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世界100位名人，也是作为“商界巨子”入选的唯一中国人。

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先导。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讨论受到党中央*、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时算起，改革开放的30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30年。这30年，能从昨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在于起点高、起跳早。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姿态萌芽。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这些企业家包括，本土日化大王陈凯旋、2003年死于非命的钢铁大王李海仓以及三十年后在低压电器行业形成鼎足之势的“柳市三雄”中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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