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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197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21周年庆祝活动，王进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半月之后，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王进喜有句名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47岁英年早逝，真的比普通人少活了20多年！

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几天以后，周恩来在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讲到了铁人王进喜。他说：“说到大庆，我们大家想一想王进喜同志。他的精神值得学习，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同志！”

第八章　恢复“两论”基本功

虽然实行了军管，但运动对大庆的冲击仍很严重。到1970年一季度，已开发的萨尔图油田和1966年新投产的杏树岗油田生产形势陆续恶化，并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据大庆油田对583口油井的调查，平均单井日产量下降了7％，有61％的油井减产。与此同时，油井含水上升率高达，超过正常速度两倍多。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1970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并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在贯彻周恩来这个批示的过程中，大庆油田又恢复了岗位责任制大检查。3月26日，大庆召开了与“文革”以前相连接的第51次岗位责任制检查总结大会。10月，又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断的一年一度的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年4月，燃化部副部长孙晓峰率领工作组到大庆。为解决地下形势恶化问题，经过研究，决定开展“八四三”会战。到年底，抢建油井682口，注水井190口，全年产量有了回升。从1971年起，恢复了每年一至二次地下情况大调查，加强资料录取和分析研究，使油田调整更有针对性，逐步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到1973年，地下亏空得到弥补，地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油田开发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1973年，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

在大庆油田进行调整的时候，国家能源缺口越来越大，不得不大量烧油。1970年，全国烧油达1075万吨，比1966年的234万吨增加了三倍半。到1975年，烧油已达3000万吨以上。为了适应当时的紧迫需要，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将原来作为后备的喇嘛甸油田投入开发。

大庆油田于1972年10月开始编制喇嘛甸的开发方案，1973年4月开始钻井。经过两年建设，1975年全部建成投产，原油产量达到万吨。在此期间，萨尔图、杏树岗油田经过调整，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个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万吨，为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建设这类特大油田的丰富经验。

第八章　“蜗牛事件”（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受到社会###的破坏而急剧恶化。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外国，途中机毁人亡。是为“九一三”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对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一些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接受任务后，由四机部对外司牵头，上述四家联合组成了一个12人的考察团。当年年底，他们先赴日本考察，五十多天，连春节都没有回国，把日本的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等电视机厂家看了个遍。一考察才发现，以当时国内的生产条件而言，第一步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RCA的厂家具备上述四种技术，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RCA寻价。接到对方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谈判。当时RCA报价为亿美金，谈判结果降到7300万。1973年11月，还是上面那12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公司，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他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气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55美元。

此时，正赶上1月底2月初，快过春节了。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波正在悄然兴起。

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场运动未等结束，下一场运动又已经到来。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

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2月，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一位青年写信给江青反映了四机部出国考察组接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们的侮辱。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驱车到四机部去找这位写信人。她进入四机部机关大院，便对美国人所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她愤怒地指着四机部领导叫道：“蜗牛放在哪里？给我拿来，中央要用它作展览！”“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她还给那位青年回信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讲话和那位青年的信，感到压力很大，迅即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和全体大会进行传达，会上谴责对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国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随后，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大小会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蜗牛事件”正像一个无形的雪球在京城滚动，越滚越远，越滚越大，眼看就要波及到中央各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就是要把“蜗牛事件”作为外事方面的一个突破口，把事件闹大，与批林批孔挂钩，矛头直指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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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蜗牛事件”（2）

周恩来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心若明镜。他几次指示外交部就“娲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当时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韩叙。关键时刻，韩叙以他惯有的求实与严谨，向国内发回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结论：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蜗牛造型的工艺品经常被人们作为礼品或陈设品，因此，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2月21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国务院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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