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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明站在综合楼顶楼实验室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前,看着东方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车流和那个倚着门牌石的背面睡得不省人事的醉鬼,心中满是绝望。
自从脑科医院院务委员会做出决定,要求李希明暂停实验、实验组所有成员返回先前所在部门报到以来,李希明就这样每天驻足于落地窗前、无所事事地看着街景。四天前,医院院长兼学术伦理委员会主席张东辉在会议上的总结性发言余音犹存:“东方医科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医院是世界一流医院,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我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其他国家的病患者,我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都决定了我们不养闲人,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养闲人……”。“养闲人”这三个字犹如重锤一般砸在李希明的心上,至今依然让他心如刀绞。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正式进入“五一”长假,而等到七天的长假结束,他就不得不再次回到曾经呆了两年的病理科、心无波澜地对着脑组织切片填写病理诊断报告单。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在李希明看来,日复一日、一眼看到头而无须反思的生活压根儿就不是生活。
养闲人!李希明愤恨地想着这三个字。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无须外人“养”的闲人。作为大东方都市群地区的首富之子,他原本可以过着衣来不需要自己伸手、饭来自己懒得张口的安逸生活。然而,尽管他的父亲李伯瀚富甲天下,作为独子的李希明却无心经商而对医学心有独钟。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挂在嘴边,而无论救世还是救人的理想都让一心向“钱”的李伯瀚顿觉渺小。李伯瀚平庸于物质生活,但并不安于低俗,他常常因为自己的高中文化程度而自惭形秽,因此并不强求儿子继承衣钵,反而在李希明的求学和深造之路上一路扶持。李希明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就是李伯瀚出资十二亿倾情奉献给这个宝贝儿子的。
实验室的名称是“脑区神经元感官数据可视化实验室”,除了在正式场合之外,通常都被简称为“脑可视实验室”。实验室占据了脑科医院综合楼顶楼位于东侧的半个楼层。医院的楼层布局往往是越往下越重要、越往上越尊贵:例如,急救和主要的化验部门都设在一楼,而医院领导则高居第八层。不过,一旦高过领导所在的楼层,就只能让自己显得边缘,诸如员工图书馆、员工健身房之类的可有可无的设施就全部堆在九楼,尽显高处不胜寒的落寞。
综合楼十楼原本闲置,院务委员会在批准了由李希明的父亲出资兴建实验室之后,就将这层空荡荡的楼面划拨出来算是废物利用。当李希明带着叶倩等一彪人马前来勘验场地时,看着一个个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混凝土的本质坦露在外的楼柱,叶倩曾经笑嘻嘻地戏称好似身处卡夫卡的流放地。李希明不知道什么卡夫卡,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只好扭过头面对包工头询问工程进度方案。不过,经叶倩一说,他倒是记住了卡夫卡这个名字。就在院务委员会决定暂停实验的当晚,他找来了《卡夫卡全集》。几个通宵之后,他觉得自己既像是《在流放地》里那个信仰机器并最终被机器杀死的军官,又像是《变形记》里的那只甲虫。“那天中午,李希明从让他心碎的会议中回到实验室,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想象着这样一个的场景。有什么比变成甲虫更糟糕的吗?有的,变成了被人翻过来、六条腿徒劳乱蹬的甲虫。
叶倩一语成谶。是的,这是一片流放地、一片供奉着机器的流放地。实验室进门左手一侧是计算机房,一组硕大无朋的量子计算机盘踞着整个房间,玻璃罩下的操作界面焦躁地闪烁着跃跃欲试的蓝光。计算机房外的整面墙上悬挂着巨屏高清显示器,显示器前是白色烤漆的大型会议桌,桌首的主席座坐南朝北地面对显示器,半年前,在实验室完成设备调试正式交付脑科医院的典礼上,院长张东辉就坐在桌首的这张椅子上声情并茂地宣称“这是我们医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并称赞李希明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仅仅过了半年,这颗明日之星就成了闲人。“啊,罪恶的仓促。”李希明想起哈姆雷特的台词,觉得在暂停实验后的四天里自己的文学素养倒是大有长进。
会议桌主席座的右手一侧是综合楼的东墙,两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犹如风景画一般,将远处的海景以及海面上独来独往的远洋货轮纳入框中。窗户玻璃可依据外部光照自行调节透明度。窗前是两排长沙发,平日可用于休闲,召开李希明所想象的大型会议时可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一席之地。主席座的后方是一个放置在四脚轮架上的电子演示板。电子演示版的后方与之相隔三米的是一面书柜墙,敞开式的书架上摆放着医学尤其是脑科医学方面的书籍,其中也夹杂着小说和非虚构类畅销书。这些轻薄的闲书原本被置于书架的最底层,如今赫然跻身于一本正经的专业书籍之列,可见实验的停滞已让研究团队的阅读趣味产生了变化。
与书柜墙呈直角的玻璃隔断墙一路向南,跳过一扇玻璃拉门后直抵综合楼的南墙。宽敞的玻璃拉门内隐藏着一个别有洞天的生活空间:一条走道连接着左侧的卫生间、中间的厨房以及右侧的四间宿舍。敞开式的厨房内设有餐桌,炉灶、水槽、冰箱、饮水机、咖啡机等设施一应俱全。男女卫生间内各设有一个淋浴房。四间宿舍并排而立,每一间都布置得宛如火车上的软卧包厢。一旦实验真正开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就很难按时下班,必要时可在此过夜。
生活区与对面的受试观察间和信息处理间相隔一条走廊。受试观察间内并排摆放着三张病床,床头是模块化脑机连接处理器,病床上方的天花板悬挂着体征监测仪和生命维持系统,一台神经手术机器人站立在东南角的玻璃窗前,胸前暗黄色的指示灯表明它正因为百无聊赖而处于休眠状态。与受试观察间相邻的是信息处理间,室内放置着脑信息接收处理器和一台犹如巨型葫芦的设备,而在此上方的楼顶平台上,一个巨大的信号锅正仰头注视着未知的苍穹。
走廊铺着暗红的地毯,一侧是生活区的玻璃隔断墙,一侧是受试观察间和信息处理间可屏蔽电子干扰的雾化玻璃隔,而走廊的尽头则是实验室南墙的落地玻璃窗。不撞南墙不回头?如今已是头撞南墙。李希明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玻璃组成的死胡同中,一切看似畅行无阻,又都最终面临无形而无法逾越的屏障。他看着窗外不远处的医院大门和那个醉鬼,脑中思绪纷呈、心中五味杂陈。
李希明站在综合楼顶楼实验室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前,看着东方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车流和那个倚着门牌石的背面睡得不省人事的醉鬼,心中满是绝望。
自从脑科医院院务委员会做出决定,要求李希明暂停实验、实验组所有成员返回先前所在部门报到以来,李希明就这样每天驻足于落地窗前、无所事事地看着街景。四天前,医院院长兼学术伦理委员会主席张东辉在会议上的总结性发言余音犹存:“东方医科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医院是世界一流医院,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我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其他国家的病患者,我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都决定了我们不养闲人,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养闲人……”。“养闲人”这三个字犹如重锤一般砸在李希明的心上,至今依然让他心如刀绞。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正式进入“五一”长假,而等到七天的长假结束,他就不得不再次回到曾经呆了两年的病理科、心无波澜地对着脑组织切片填写病理诊断报告单。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在李希明看来,日复一日、一眼看到头而无须反思的生活压根儿就不是生活。
养闲人!李希明愤恨地想着这三个字。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无须外人“养”的闲人。作为大东方都市群地区的首富之子,他原本可以过着衣来不需要自己伸手、饭来自己懒得张口的安逸生活。然而,尽管他的父亲李伯瀚富甲天下,作为独子的李希明却无心经商而对医学心有独钟。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挂在嘴边,而无论救世还是救人的理想都让一心向“钱”的李伯瀚顿觉渺小。李伯瀚平庸于物质生活,但并不安于低俗,他常常因为自己的高中文化程度而自惭形秽,因此并不强求儿子继承衣钵,反而在李希明的求学和深造之路上一路扶持。李希明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就是李伯瀚出资十二亿倾情奉献给这个宝贝儿子的。
实验室的名称是“脑区神经元感官数据可视化实验室”,除了在正式场合之外,通常都被简称为“脑可视实验室”。实验室占据了脑科医院综合楼顶楼位于东侧的半个楼层。医院的楼层布局往往是越往下越重要、越往上越尊贵:例如,急救和主要的化验部门都设在一楼,而医院领导则高居第八层。不过,一旦高过领导所在的楼层,就只能让自己显得边缘,诸如员工图书馆、员工健身房之类的可有可无的设施就全部堆在九楼,尽显高处不胜寒的落寞。
综合楼十楼原本闲置,院务委员会在批准了由李希明的父亲出资兴建实验室之后,就将这层空荡荡的楼面划拨出来算是废物利用。当李希明带着叶倩等一彪人马前来勘验场地时,看着一个个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混凝土的本质坦露在外的楼柱,叶倩曾经笑嘻嘻地戏称好似身处卡夫卡的流放地。李希明不知道什么卡夫卡,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只好扭过头面对包工头询问工程进度方案。不过,经叶倩一说,他倒是记住了卡夫卡这个名字。就在院务委员会决定暂停实验的当晚,他找来了《卡夫卡全集》。几个通宵之后,他觉得自己既像是《在流放地》里那个信仰机器并最终被机器杀死的军官,又像是《变形记》里的那只甲虫。“那天中午,李希明从让他心碎的会议中回到实验室,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想象着这样一个的场景。有什么比变成甲虫更糟糕的吗?有的,变成了被人翻过来、六条腿徒劳乱蹬的甲虫。
叶倩一语成谶。是的,这是一片流放地、一片供奉着机器的流放地。实验室进门左手一侧是计算机房,一组硕大无朋的量子计算机盘踞着整个房间,玻璃罩下的操作界面焦躁地闪烁着跃跃欲试的蓝光。计算机房外的整面墙上悬挂着巨屏高清显示器,显示器前是白色烤漆的大型会议桌,桌首的主席座坐南朝北地面对显示器,半年前,在实验室完成设备调试正式交付脑科医院的典礼上,院长张东辉就坐在桌首的这张椅子上声情并茂地宣称“这是我们医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并称赞李希明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仅仅过了半年,这颗明日之星就成了闲人。“啊,罪恶的仓促。”李希明想起哈姆雷特的台词,觉得在暂停实验后的四天里自己的文学素养倒是大有长进。
会议桌主席座的右手一侧是综合楼的东墙,两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犹如风景画一般,将远处的海景以及海面上独来独往的远洋货轮纳入框中。窗户玻璃可依据外部光照自行调节透明度。窗前是两排长沙发,平日可用于休闲,召开李希明所想象的大型会议时可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一席之地。主席座的后方是一个放置在四脚轮架上的电子演示板。电子演示版的后方与之相隔三米的是一面书柜墙,敞开式的书架上摆放着医学尤其是脑科医学方面的书籍,其中也夹杂着小说和非虚构类畅销书。这些轻薄的闲书原本被置于书架的最底层,如今赫然跻身于一本正经的专业书籍之列,可见实验的停滞已让研究团队的阅读趣味产生了变化。
与书柜墙呈直角的玻璃隔断墙一路向南,跳过一扇玻璃拉门后直抵综合楼的南墙。宽敞的玻璃拉门内隐藏着一个别有洞天的生活空间:一条走道连接着左侧的卫生间、中间的厨房以及右侧的四间宿舍。敞开式的厨房内设有餐桌,炉灶、水槽、冰箱、饮水机、咖啡机等设施一应俱全。男女卫生间内各设有一个淋浴房。四间宿舍并排而立,每一间都布置得宛如火车上的软卧包厢。一旦实验真正开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就很难按时下班,必要时可在此过夜。
生活区与对面的受试观察间和信息处理间相隔一条走廊。受试观察间内并排摆放着三张病床,床头是模块化脑机连接处理器,病床上方的天花板悬挂着体征监测仪和生命维持系统,一台神经手术机器人站立在东南角的玻璃窗前,胸前暗黄色的指示灯表明它正因为百无聊赖而处于休眠状态。与受试观察间相邻的是信息处理间,室内放置着脑信息接收处理器和一台犹如巨型葫芦的设备,而在此上方的楼顶平台上,一个巨大的信号锅正仰头注视着未知的苍穹。
走廊铺着暗红的地毯,一侧是生活区的玻璃隔断墙,一侧是受试观察间和信息处理间可屏蔽电子干扰的雾化玻璃隔,而走廊的尽头则是实验室南墙的落地玻璃窗。不撞南墙不回头?如今已是头撞南墙。李希明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玻璃组成的死胡同中,一切看似畅行无阻,又都最终面临无形而无法逾越的屏障。他看着窗外不远处的医院大门和那个醉鬼,脑中思绪纷呈、心中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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