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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不然我们则会缠着叔叔请他表演武术。叔叔兴致上来，就去打开一口红漆大木箱，从里面掏出他的行头：一把闪亮的钝剑，一对木制的匕首，一杆红缨枪，一面画着笑面虎的盾牌。然后他便摆开阵势，满院子转着，跟无形的敌人打斗起来。只见他窜高伏低，拳脚并用，还高声呐喊，一会儿像是躲过对方一刀，一会儿却又狠狠追杀。我看得大气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当作故事里听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长大后，才知道叔叔的招数全是花拳绣腿，他是个京戏迷，这套武打动作是他从舞台上学来在家里逗我们小孩子玩的，实战中根本不管用。

炎热的夏夜，叔叔的观众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纳凉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驱汗又驱蚊。婶婶是唯一不出来纳凉的，她喜欢呆在屋里自己做衣服。那时她新买了一架缝纫机，晚饭一结束，缝纫机便像蜜蜂似地嗡嗡响起。夜深了，我随着它安稳的节奏入睡，就像以前无数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纺车声中沉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在我眼中，婶婶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条，穿着入时，鹅蛋脸没一丝皱纹，眼里总是漾着笑。时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但在现实中，自从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婶婶的笑容就永远消失了。

那一年，几十万学者和干部被打成右派。运动伊始，党号召人民给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发现和改正错误，然而时日无多，政治风向很快变了，那些听党的话站出来提意见的人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善意的批评顿时变作“恶毒攻击”的铁证。可笑的是叔叔连批评领导这件事都没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会做人。

“文革”中间，姑姑看我已经懂事，才关起门来悄悄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国民航做会计，他的几个上司利用职权，带家人乘飞机去外地度假，让叔叔报销差旅费。叔叔不给报，说这有悻于领导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来可得罪人了。几个领导自己掏钱不算，还丢了面子，因为叔叔在大庭广众中拒绝他们。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帮家伙从此对叔叔怀恨在心，而叔叔对此却毫无防范。他当时问心无愧地回家，晚上照常呼呼大睡，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净。

反右运动终于让这些领导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大权在握，定一份本单位的右派名单真可谓易如反掌。叔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他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根据当时的理论，既然叔叔是资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意识到也罢，意识不到也罢。

谁也不敢对这一理论说半个“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领导手里还有不少右派帽子等着出送。整个运动过程中，叔叔始终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找地方申诉，控告那几个领导的行径。就这样，虽然我儿时见叔叔舞刀弄枪，觉得他英勇善战，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轮政治斗争中就一败涂地，20余年不得翻身。

父亲和姑姑则比较幸运。父亲是老革命，政治经验颇多。在晋察冀，他就听到不少关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小道消息，所以到了反右运动中父亲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言。姑姑则性格内敛，秉承了奶奶与人为善的脾性，不见圭角，在单位里人缘很好。

当年我对叔叔政治上的麻烦一无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踪影全无，母亲说叔叔是去一个盐场“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但叔叔走后，再没人带我们去东安市场逛店，也没人为我们表演武术了，于是长夜变得有些无聊，而奶奶家的院子也寂寞了许多。

我的外祖母和奶奶一样难过，因为舅舅也成了右派。他是被一个好朋友出卖的，当时他有三位知己，他曾在这三个人面前说学院领导专派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出国，而从不考虑他们的学习成绩，这么做难免让人不服。反右一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这可是对党不满的证据。接下来他就有幸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右派，那年他才19岁。

22年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数究竟是哪个朋友出卖了他。他一脸漠然，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现在他平反了，“向前看吧，纠缠过去的事有什么意思？对谁都没好处！”

话虽不错，我却禁不住总想把这类事弄个水落石出。大人们越把一些式瞒着我们，我就越要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

反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一个大的教训。20世纪以来，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一直敢说敢为，宁折不弯。但经过反右运动，人们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缄其口。

老辈们有句成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突然发现此话乃至理名言，隐含着世故的智慧。出言不当或误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论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一声巨响，全部理想、幸福、事业、家庭顷刻间便灰飞烟灭。

是否为了这原因，反右之后，姑姑的朋友周末不怎么来串门了？即便有朋友来，也开始感到游廊里说话不自在，他们更愿意把茶搬到屋里喝。姑姑性本文静，在运动前也不露山水。运动之后，她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工作，就是侍弄她的花草。渐渐地，年青小伙子不再踏足她的领地，她也不怎么在乎。她越来越不爱交际，常一个人静静呆在家里。

再往后，我们就搬出来另住了。父亲对奶奶说他单位分了房，离他和我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近。这是实话，但也未必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反右之后，政治气氛一天天紧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而奶奶是剥削阶级，叔叔眼下又划了右派，能不划清界线？再住在奶奶家显然不合适。孔子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父母都是明白人，而奶奶断文识字，天天看报，只怕对此更是心知肚明，故她既不点穿，也不挽留，只说冬天来了，住得离单位近的确方便。这就是我奶奶的作派，她从不使人难堪。

搬出来以后，到了周末父亲仍带我们回奶奶家。但奶奶心满意足的好心情却已一去不复返，平日里她既想念我们，又牵挂叔叔，年复一年，叔叔那边的消息越来越糟。

叔叔初到劳改盐场时，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好象他不是个文弱书生，倒是一辈子扛活的。他以为这样便能使领导相信他已改造好，可以早日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但那些年，右派是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感动管制劳改犯的干部了。4年过去了，叔叔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只是些渺茫的希望。

转眼到了1962年，一个早晨，全国报纸的头版突然都登了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社论竟然警告人们：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一旦共产党和国民党开战，苏联和美国必将插手，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一时间，疏散城市人口，部队和民兵都进入战备状态。

战云密布的气氛使叔叔忐忑不安，他恍恍惚惚，脑子里尽是出现抗战期间人川路上耳闻目睹的那些恐怖场景：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烈火腾空，卷噬着一户户人家，来不及走避的被活活烧死；侥幸逃离火海的，也不免在突如其来的枪雨中丧命。伤者被掳去钱物，死者被剥去衣裳。女人被强暴，孩子被遗弃道旁……

万一打起仗来，远在北京的老母妻儿可怎么办？叔叔不敢再往下想，数夜辗转难眠。噬心的忧虑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提笔给婶婶写了一封信，商量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婶婶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它被劳改队的政工干部扣下拆看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私人通信权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政工干部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或者，在他们看来叔叔已不是公民，因为他是个右派。这封信成了叔叔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证据。他们于是得出结论：叔叔是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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