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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一枚硬币疯狂旋转（1）

1969年，一个叫“胡登辉”的青年用一根绳子勒住脖子，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胡登辉是文革时代中国足球最好的前锋，速度比郝海东还要快，技术比郝海东还要好，因为打成“反革命”，所以在秋天一棵开始落叶的歪脖子树上终结生命。

胡登辉死后，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尸体，除了戚务生。中###员和中国队队长的戚务生蹬了一架平板三轮车就直奔“圆明园”去，把胡登辉已经发硬的尸体放上去，铁青着脸回到龙潭湖。

多年以后，当王立仁、蔺新江、徐根宝、王俊生这一辈提到戚务生那天的举动，都要高高竖起大拇指，说：“这人够义气！”

我曾经跟大戚探讨过他的腰，一个58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么笔直的腰很不容易，他说：“腰杆直了，好做人”。大戚的“板儿腰”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而比“板儿腰”出名的是他的人品。昨天和大戚媳妇刘学民聊起最近火得不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致的意见是，大戚很像“石光荣”，一个一根筋的人，一个不见得讨人喜欢却绝对值得尊重的够义气的人。

因为“够义气”，所以眼里不容沙子，围绕着区楚良和云南红塔的假球传闻是这个江湖公开的秘密，这让戚务生火得嘴唇都起了大泡，他总觉得“足球不该这么玩，就算玩也不能玩过了”。昨天和他那帮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哥们儿一起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发誓不看足球的他就忍不住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机，然后一通狂找终于找到了“云南二台”，二台正在直播红塔与力帆的比赛。

他不太习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指挥比赛，板直着腰很像一个固执守候地头的农民，“冲啊，冲，愣那儿干嘛”，“孙治你脚软什么”，“往里切，又不是黄花鱼溜什么边呀”，“阵型距离要保持，对，注意横向关系”，大戚是不可能离开红塔队的，像他这种踢了40多年球的人真退下来，会和退出军界的石光荣一样郁闷。

然而球还是输了，“红塔二连败”——最后两分钟萨乌的脚后跟进球让大戚居然崩出这句新闻标题式的话。一帮老哥们都不敢看他那著名的铁青色的脸，只说“喝酒，喝酒”。大戚最后端起盅子，一气就“咕咚咕咚”掉。第一次坐在家里看自己球队比赛的戚务生至少5分钟就念叨一句：“不行，这种作风不行，绝不行。”然后冲到楼上不知给谁大骂去了。

我向大戚述说了昨天在重庆采访区楚良的情形，小区很郁闷的样子，他指天发誓称自已没有打假球，并说一定要玩命拼下这场以证明自己。大戚静静地听着，竟静静地回忆起15年前他和区楚良的第一次交情，“那个小孩真好，漂亮的广东仔，全队长得最漂亮的就是他了，才19岁，扑了国家队多个必进之球，是我把他招进队里的，是我……”他说区楚良再高5厘米就是世界第一门将，他说小区的聪明完全可以是个好教练，然后又大口喝酒。

58岁的戚务生与34岁的区楚良都属猴，年维泗曾说：“大戚的腿，小区的手”，在这个领域里他们都有天赋，属于应该踢球的料，但江湖上的波诡云鹬最终让整整15年的交情出现可怕的细隙。这个时代的复杂就在于谁也无法绝对得知真相，在同一件事情上，人的辨别力是弱小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像戚务生和区楚良这两代人，对足球的标准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在这次风波中他们的生存态度是什么。

江湖说：这场球肯定被幕后庄家操纵了；江湖又说：这场球并不止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球员在猫腻。比“红塔假球”更可怕的是中国联赛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且就在一场球一支队里会分出好几种势力在比赛进程中抗衡——江湖是什么？江湖不是江和湖，江湖是一种无力自拔的漩流！当冲突出现时，我们看不到所谓江湖，而只能看到事件推出了“大戚”和“小区”作为事件形象代言人。

永远得不到真相，所以引起我注意的已不再是真相，而是这两个曾经相濡以沫的师徒在这样一个混乱江湖中的分道扬镳，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剧，是江湖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区楚良对我说的是：足球对我意味着全部，我还想发展，还想当国家队教练；大戚说的是：足球对我也意味着全部，我要善始，也要善终。他俩说的是同一种理想，但他俩却永远不可能在同一种理想得到同一种现实，就像一枚硬币，它们都在江湖的桌面上旋转，但A和B永远聚不在一起，就像大戚和小区以后因为这件事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复到过去。

要么赌了，要么没赌；要么是“技术性”的，要么是“非技术性”，这已不重要。在两座城市、两代人的两种答复之间，我看见一枚硬币在桌上疯狂旋转——一个腰杆笔直的像一杆标枪的人，一个是手指颀长得可以弹钢琴的人，一个曾为圈子里传为佳话的师徒关系，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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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硬币疯狂旋转（2）

这种悲哀让人透骨冰凉！

像士兵一样战斗！

那天晚上，我的战友潘超在巴黎十三区灯火阑珊的一家桥头酒吧告诉我：“要是再有战争，我就是《足球》报第一个申请当战地记者的人。”潘超的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激烈的工作状态，像电影《We　Were　Soldiers》一样，在硝烟中烧烤青春。

这部中文译名为《越战忠魂》的电影被大部分足记奉为教科书，是因为它对战争状态的极端体验——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可完成的任务，AK47有节奏的点射，“格林”机关枪大雨倾盆的洗礼，有时可以精准射杀200米外“猫耳洞”里点烟的敌人，有时3天3夜都嗅不到对手的一丝狐臭，直到被一个加强营的北越士兵包围。战争对士兵的诱惑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反复绝望。

2002把我们猝不及防地推向前沿，这一个故事的混乱性与重大性并存，每一次你都来不及反应，满脸迷彩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离枪尖只有3公分的地方。反黑、世界杯、留洋、选帅、“西安事件”……能经历这一年的战斗，等于读4年上海体院新闻系，多年以后，新闻史可以证明它的显赫地位。

“我们曾是士兵”，在今年3月与赵震、徐杰一并加盟《足球》后，姬宇阳这样总结这一年的记者经历。《足球》大部分记者都有士兵的潜质，有观察家的眼睛，有狗仔队的执着，在七大经典战役中布满他们的体味和思想。

告诉公众“事实背后的真相”，这是《纽约时报》的铁定法则，作为一张严肃报纸的严肃士兵，我们必须做的是深入新闻事件躯体之内吸食养分，正如蚂蝗一样，客观来源于深入，真理来源于直接——绝非为现象编织解释。

当然，正如曾经的战地记者和体育记者海明威说的那样：我们写的，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当严肃精神与事件的隐秘性发生矛盾后，我们托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够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剩下的八分之七，历史自己可以完成。

鲍勃·迪伦的摇滚在轰鸣，“We　Were　Soldiers”！一个接一个的战役被拿下前充满绝望，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不知道战斗最后的结果将怎样，只有一种希望支撑——熬到天明，总有直升机会载着我们回家，所幸，我们等到了。

像刺客一样紧紧相随

2002年11月12日巴黎时间下午15时10分，我们的车经过塞纳河畔一座“下穿式”隧道，那是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我们下车，点燃一支香烟插在公路边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钟向戴妃致敬。这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帕帕拉齐’？”

这个问题曾经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们把“阿里·汉”这个答案像恐龙化石一样从地底艰难挖出，我给自己的回应是——“如果公众需要，我们就是‘帕帕拉齐’，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公众的利益，没有让明眸善睐的戴妃随风夭去，我们就是——光荣的——帕帕拉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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