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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还有的人看到某位画家的书画，在市场上价位“炒”起来了，正好手里有几幅这位画家的画儿，于是赶紧出手。

当然书画市场也有价位越高，越能吊人胃口的情况，就跟楼市一样，楼盘在每平米二三千块的时候，也许没人认，但“炒”到每平米一万块钱了，却有人争着抢着去买。

自然，玩儿书画的人成分比较复杂。您会问了，为什么玩儿书画的人会这么少？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水太深，玩儿书画跟玩股票、玩儿房地产不一样。首先您得真懂书画，其次您得有眼光，再其次您得有胆儿，此外您得有钱撑着，这四条缺一不可。

冒冒失失地往里趟，十有八九得掉进去，不是被淹死，就是被呛着，几年缓不上来。

京城玩儿书画的人里有五分之一的人是玩儿邮票起的家，程立伟便是其中的一号。

程立伟比冯爷小五岁，瘦高个儿，身条匀称，瓜子儿脸，留着分头，戴着眼镜，透着几分儒雅。他从小眼睛就近视。上小学的时候，他爸给他配了副眼镜。那会儿，中小学生戴眼镜的极少，所以他落下了“四眼”的外号。

从程立伟老祖那儿算起，程家就沾了“洋气儿”。他的老祖是王爷府的厨师，专做“番菜”。“番菜”也就是西餐。老祖死后，程立伟的爷爷接了班，也在王爷府里掌灶。大清国玩儿完以后，他爷爷跟着王爷到了天津，后来在天津的德国饭店掌灶，再以后又回到北京，先在京城的“撷英”番菜馆，后在东安市场的“吉士林”西餐馆掌灶。到程立伟的爸爸这儿，也是做西餐的厨师，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干过，以后到了英国使馆掌灶。京城像程家这样三代做西餐厨师的并不多，可惜到程立伟这儿断了桩。他们家哥儿仨，没一个入“勤行”　43　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儿，一个黄头发，蓝眼珠儿的外国人在京城的街头走，都会招来许多人围观，跟看耍猴儿似的，别说在英国大使馆掌灶了。英国大使馆，老北京人叫“英国府”。当时在“英国府”做事儿的程立伟的父亲也是一身的爷劲儿，平时出门总穿着洋装，挺着胸脯。知道的他是厨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外交官呢。胡同里的人都管他爸爸叫程爷。程立伟小时候没少沾他爸爸的光。

祖孙三代都做西餐，程爷在灶上确实有点儿绝活儿，当年的“吉士林”西餐馆老板叫周省三，就是西餐厨师，他开的“吉士林”，聘请的都是北京、天津有名儿的西餐厨师，有做法国菜的，有做德国菜的，有做英国菜的，有做俄国菜的，还把天津“起士林”的点心师给“挖”了过来。

程爷的父亲在这些厨师中也属翘楚，把法、德、英、俄几国大菜的特点融会贯通，做出的大菜别有风味。他当时独创的一道拿手大菜叫“铁扒杂拌”，以鸡、鱼、牛排、火腿为主，配上猪肝、腰子、鸡蛋，辅以土豆、葱头、西红柿等蔬菜煎制，用铁扒盛上，浇上原汁儿，上桌之后这道菜咝咝带响儿，色香味俱佳，看着就那么诱人。

当时许多洋人和中国人奔“吉士林”，单为了尝这一口儿，后来这道菜被程爷传承下来，在“英国府”经常上这道菜。

英国人讲究绅士派头儿，吃顺了口儿，一般都要给厨师小费，赶上逢年过节，也要单给厨师备一份礼，这些沾着“洋味儿”的小恩小惠当然也都便宜了程立伟和几个兄弟。

程爷不抽烟，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集邮，这一雅好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过来的。在大使馆工作，他也有这种便利条件。大使馆往来信件上的那些“盖销票”别人不要，都让他给抠下来。此外，他还通过外交官回国的机会，让他们给买回一些邮票。到程立伟玩邮票的时候，程爷手里的这些外国邮票和老“纪特”邮票为他打下了底子。

当然，程爷玩儿集邮，对儿子影响很大。程立伟从小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对邮票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和感知，当胡同里的同龄孩子拍烟盒叠的“三角”，玩儿弹球、玩儿冰棍棍儿的时候，程立伟已经开始集邮了。

北京人最初玩邮票的人很少，那会儿的集邮爱好者，把集邮当成一种文化，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玩儿邮票的人开始多起来，当时玩儿邮票的人在几个区的邮局门口进行私下交换，算是“预热”阶段。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集邮的人猛增，京城出现了“集邮热”。别的不说，光邮局发放的集邮年卡就有二百多万，加上散户，玩儿邮票的有四五百万大军。

当时的月坛公园成为全国最大的邮市，每天这里汇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倒邮票的人。虽然那会儿还没手机，但当时有一种说法：“月坛邮市一打喷嚏，全国的邮市就会感冒。”你琢磨一下月坛的邮市有多大的影响吧。说是玩儿邮票，实际上玩儿的品种已不限于邮票了，首日封、小型张、四方联、小本票、纪邮卡，凡是沾“邮”字的都成了炒作的对象。

这股“集邮热”，席卷全国。这种热，可不是一般的头疼脑热，它是发高烧呀！当时的京城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可是却有四五百万人卷进这股“集邮热”当中，您琢磨琢磨这是多大的风势吧。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迷上集邮了？敢情并非是老百姓的文化品位提高，突然对集邮产生了雅兴，而是让一个“钱”字给闹的。当时一枚八分钱的“纪特”邮票，发行的当天就长了身价，一个月以后猛升到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手里有一枚邮票能赚几十块钱，要是有几版呢？您算算吧，能赚多少钱？当人们意识到集邮已不仅仅是一种收藏，而是低投入，高收入的投资时，您想能不让人心动吗？

北京人历来就有跟“风”的传统，从玩儿热带鱼热到喝红茶菌热、从打鸡血热到甩手操热，从武术热到气功热，从呼拉圈热到街头扭大秧歌热，这些年，一股风来了，就弄得人们大脑发热，忘乎所以。集邮也如是，风一来，很多人便着急忙慌地跟着跑，于是乎，全城的百姓几乎都热衷于此，陷到这里头了。

单就集邮市场来说，也是一股热浪跟着一股热浪地让人心潮澎湃。最初是炒“猴儿”票，猴儿票是每年十二生肖邮票的头一枚，发行量很小，当时已“炒”到一枚一百多块，后来一枚已到五千块钱。接着是“炒”梅兰芳小型张，随后又“炒”“文革”票，一枚“片儿红”　44　。由最初的五百多块钱，两年之内“炒”到了一万多块钱，现在已到了二十多万。紧跟着又“炒”香港回归的“片儿火”和“片儿封”。总之，几个月一轮“热点”，一个“热点”过后，就诞生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十万元户”。当时“十万元户”，就是现在的“千万元户”的概念，您说诱人不诱人吧？玩儿邮票当时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项目，眼瞅着不起眼的街坊四邻，玩儿了一年多邮票，成了“十万元户”，谁不眼绿呀？心动不如行动，也跟着玩儿吧。当时弄得人们见了面儿不谈别的，先问邮市行情，谈邮色悦，似乎集邮市场是个一猫腰就能捡到金条的地界。

程立伟是京城“集邮热”当中最先下水的人，而且在他们那拨人里他是有名的“操盘手”，当时他的老爹程爷因为脑血栓，已然半身不遂，无法披挂上阵，在家里给他当谋士。程立伟最初是照程爷的路数，小进小出，稳扎稳打，到后来，他看到集邮市场的温度已经让人热得忘乎所以了，他便开始大出大进了。

他最得意的战绩是花了三万多进了十版“猴儿”票。这十版“猴儿”票在两年以后，让他一下赚了二十多万。紧接着他又成了“文革”票的“庄家”，在京城集邮市场最热的那两三年当中，程立伟成了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呼来的风，唤来的雨，让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然成了百万富翁。

他玩儿的最绝的一把，是那年在月坛邮市“炒”“片儿火”。“片儿火”就是集邮总公司为纪念香港回归发行的首日封，因为封上印有一个火炬，玩儿邮的人称之为“片儿火”。这枚发行时只有几块钱的首日封，被程立伟和几个“庄家”“炒”到了三千块钱一张，当人们跟在他们后头疯狂“炒作”时，他们全部抛出，一下子赚了钵满罐盈。

这时他们又转到别的邮品上。庄家一撤，“片儿火”立刻熄火，不到一个月，“片儿火”在邮市上狂跌到一百块钱一张，一年以后，这枚“片儿火”十块钱一张都无人问津了。

这时，程立伟已得到信息，月坛邮市要撤消，搬到北三环，他预见到“集邮热”这股风刮得差不多了，赶紧转了舵，又玩儿了两年钱币，这才成立了文化艺术品拍卖公司。跟他一起在邮市上扑腾的那拨儿人也都纷纷转行干别的去了。其中一部分玩儿邮票的人，用手里的资金玩儿起了书画和古董。

程立伟玩儿邮票的时候，冯爷正一门心思玩儿书画儿。集邮市场那么热闹，冯爷不为所动。他并没把腿伸进集邮圈儿。凭他的经验，他认为这是一股风，这股风过去，人们不得不回到书画和古玩市场上来。书画和古玩是棵长青树，不老松。而邮票不过是昙花一现。事实上，冯爷的看法果然应验了。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老天爷还是公平的，世上的好事儿，不能让一个人全都占了。当程立伟发现书画市场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的时候，他再往书画圈儿里迈腿，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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