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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的首席保险代理人，并迅速得到了提升。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随着共产党逐渐掌握政权，史带被迫结束了自己在中国的所有业务。1949　年1　月，谢凯开决定将中国公司总部搬迁到香港，并用飞机将公司的40　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公司的文件，一起空运到了香港。但在这个时候，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还在继续，一直到1951　年12　月下旬自动结束为止。

小弗里曼紧随父亲的脚步，成为这些日子里公司在中国地区业务的负责人。巴克曾经离开卫斯理安学院加入美国海军，并在日本接受过一年的语言培训。“他们听说我在中国出生并长大，认为任何懂得一门东方语言的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学会另外一门东方语言，可事实并非如此。”整个战争期间，小弗里曼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情报活动上。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童年时代，当时美国国际保险公司还只有大约10　位业务员，很多人都会在星期天的时候来自己家里吃午饭。他还记得史带，记得他曾经是个跳高运动员，还教过自己跳高。1947　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史带请他吃了顿午饭，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公司。他立刻表示接受。由于自幼就在这家公司长大，他对美国国际保险公司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感觉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就这样，他最终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一员，被派往英格兰，到伦敦的Lloyd　保险公司接受培训。一年以后，当他搭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位英国新娘，多林。

他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里也是小弗里曼长大的地方，但随着共产党在1949　年占领这座城市，他在这里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了。当谢凯开和其他大多数同事转移到香港，小弗里曼和少数一些同事继续留守，希望能够跟共产党建立业务往来。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共产党根本不会让他们在上海卖保险，但除了保险之外，公司还在上海经营着其他生意——有一家银行，报纸（《上海晚间邮报及墨丘利报》），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幢公寓楼，还有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的加盟经销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史带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经过19　年的努力，他当初创建的那家小小的保险公司已经发展成了横跨五个行业的大型商业集团。

就在共产党接管一切的过程中，AIG　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根据我后来听说的故事，史带的报纸后来又继续运营了一段时间，直到报纸编辑兰戴尔·古尔德开始大力倡导言论自由，这家报纸才被迫关闭。古尔德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史带亲自出面才把他解救出来，古尔德最终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巴克·弗里曼的说法并非如此。

古尔德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家伙，就在共产党接管上海的第一天，他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而且措词非常激烈的社论。所以这家报纸就成了史带第一批被关闭的企业。就在当局把报纸关闭之后，150　名工人，他们的亲戚、排版员等等都来到报社门口，要求古尔德支付他们工资。古尔德的办公室距离AIU　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于是他就藏到了那里，但工人们还是找到了他，并很快封锁了整幢大楼。几天之后，古尔德饿坏了。为了帮助他逃离，弗里曼和其他人请来了一名医生，请他专门配制了一种高营养巧克力饮料，希望能够帮助古尔德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小弗里曼和他的同事们把饮料放进了男厕所放卫生纸的地方，并告诉古尔德在上厕所的时候打开左边第三层格子。可古尔德并没有进过AIU　的厕所，所以根本不知道格子在哪儿，并开始大发牢骚，说自己根本找不到。后来还是驻守在大楼里的共产党士兵首先发现了这些饮料。最后，他被迫屈服，向工人们支付了工资。　。。

史带对共产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2）

“就这样，他们渐渐地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企业，我们只好关门大吉，”小弗里曼说。第二个被迫关闭的企业是保险公司。至少是在当时，保险公司的业务跟共产党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可后来，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国有保险公司。但他们完全采取了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让那些有钱人来负责赔偿。比如说如果AIU　承接的汽车保险客户出了车祸，对方一定是正确的，所以AIU　就一定要做出赔偿。

AIU　遇到的最后一笔业务是承保了一艘中国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往来的货船。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航程，因为台湾的国民党会对所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东西进行轰炸。因为船主认为战争险的投保金太贵了，所以保险没有包括兵险。结果国民党炸沉了这艘货船。船主让船长去见小弗里曼，让小弗里曼支付船长的工资。当时负责处理上海业务的是鲍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们决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们错误地相信那里的法官们会从国际视角考虑问题，应该懂得国际法。可就在案子呈交到法庭之后，法庭立刻宣布他们不得离开上海。由于大多数保单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决定等待保单过期。于是他们关闭了公司，每天靠打网球消磨时光。

弗里曼的女儿琳达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当多林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的。当时医院每天都收费都是固定的，跟前来就诊的病人的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前来就诊的有100　个人，则当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负担；如果只有三个病人，就由三个人承担。琳达花了1000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

弗里曼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达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难民船，但他们却差点没赶上上船的时间。“当时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针对公司的诉讼，”他回忆道，“在最终裁决下达之前，相关各方都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这艘船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时候，船票到了。对方告诉我们，法院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口供而已，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开。”

“下午6　点钟开始。法官首先问我，难道上海不是个很棒的地方吗？我说是的，我在这里度过了20　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法官（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问弗里曼美国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楼。“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楼大约只有13　层高，”弗里曼说，“所以我告诉他，在纽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楼都有帕克酒店的两倍高。他不相信，他说，‘可是在美国，你们的工人都是受压迫的。’我说，‘是的，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就是你们所谓的压迫的话。’这时法官开始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在美国，三K　党可是个大麻烦。’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我说道，‘是的，的确是个大麻烦。’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他就变得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　点半了——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带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说：“所有的人都带了些烈酒——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苏格兰酒和白兰地。船上有很多来自石油公司，比如说Texaco　和标准石油的年轻人；他们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开始高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很快，岸上的共产党勃然大怒；咆哮着冲上甲板，要求船长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快就清醒过来。当时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长，他大声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轻人，让他们先躲起来，然后又想办法说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平静下来。”

史带把公司的一位高级执行官查理·米纳（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负责进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们支付了那艘货船的赔偿金，大约有30　万美元，可由于这笔保险的主要承包人是劳氏保险公司，所以大部分赔偿都是由他们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释说他们可以取消一些保单，比如说火险，之类的赔偿，因为这些保单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时间。当时史带还没有重新开始人寿保险业务，但二战之前签下了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AIA　准备把这些账目进行清算，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承保人前来领取保险金，结果只有很少的人前来领取。AIA　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了这笔保险金。

到了香港之后，谢凯开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工会——当时每个组织都有工会来代表工人们的利益。在上海，接下来关闭的是银行，然后是房地产公司，但最终中国政府没收了一切。汽车代理公司也被迫关闭，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钱给剩下的员工们发了工资。为了付清所有的账款，史带又寄去了50　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情况，史带不一定要付清这些钱，但他还是主动选择这样做。没有人想过要保险公司进行没收赔偿。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员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大约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查理·米纳才最终彻底关闭了公司在上海的业务，退到香港。

到了这个时候，史带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选来管理他在日本新设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儿子小弗里曼。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职业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语言技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那艘难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从香港辗转到了日本，并随后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时间。

当时是1949　年9　月，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日本整个社会经济都围绕着军队运转。刚开始时，AIG　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军队的保险需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日本刚刚开始进行重建。没有汽车制造厂，没有电子行业，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出租车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们能够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国驻军废弃的汽车。日本人把美国人认为完全报废的那些东西重新拼凑起来。”

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向美国士兵提供保险服务，他们想要进军日本市场。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终于从汽车保险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一旦汽车出现任何意外，汽车的主人必须承担25％　的损失。“当时的日本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理赔部门，”弗里曼回忆，“所以比如说撞了人之后，司机就会跳下汽车，亲自跟受害人进行谈判。”

“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我们后来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竞相模仿。如今这些模仿者已经在汽车保险业务上超过了我们。但从一般保险业务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担任了负责公司远东事务的工作；后来又接管了大约占到了公司全部业务的40％　海外运营。后来他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总裁，成为AIG　的董事和高级资深副总裁。

全球大捷（1）

2001　年，在中国即将加入WTO　之前，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中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格林伯格在中国拥有一家AIG　的全资子公司。时任中国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后来说：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1973年，我加入AIG　·格林伯格在史带公司的第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在职业生涯上的相似点仅止于此。请我加入AIG　的是AIU　的主席吉米·曼顿，他出生于英国，靠自学成才，知识渊博。当时我正在国际保险咨询委员会（　在海外运营的美国保险商公司联合会）　供职，根据该委员会成员（　大约一共有25　名）　的协议，委员会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不得把我从协会中挖走，但AIG　显然根本没把这套放在眼里。

虽然我的直接上司是曼顿，但我相信应该是格林伯格批准了我的任命，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向格林伯格直接汇报工作了。汉克的工作繁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跟华盛顿打交道，这也正是我的任务之一。AIG　当时正在召开董事会，所以当我走进吉米的办公室时，他立刻把我带进了会议室，并把我介绍给其他董事会成员。虽然AIG　刚刚上市四年时间，但这种极不正规的做法还是让格林伯格忍不住冲曼顿大发雷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居然敢在我开会的时候把一名新员工带进来？”曼顿似乎并不在意，但毫无疑问，这声大吼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几个月后，格林伯格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开始跟我讨论中国的情势。“随着尼克松的出访，中国会逐渐敞开大门，”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受到邀请。而且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公司。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工作。”离开格林伯格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忍不住想：他是说希望AIG　是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保险公司吗？或者是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公司？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想方设法通过所有渠道来得到中国的邀请函。在当时，帮助美国公司前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几年之内，它开始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服务行业之一。

几经波折，我选择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这家银行正在与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斯坦利·拉曼（Stanley　Lubman）　一起为一些像我们这样的项目提供服务。当时负责该业务的是肯·摩尔斯（Ken　Morse）　，他很快就帮助戴维·洛克菲勒进入了中国。根据他们的建议，我给格林伯格写了一份计划书，建议AIG　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建立合作关系。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话题做大，要大谈加强合作将会如何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可糟糕的是，我们居然把整份计划书交给了我们在纽约的几名员工翻译。

斯坦利当时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准备把建议呈交给北京政府，可就在中途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那份翻译文件完全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让AIG　无法获得邀请——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目标滞后很多年。虽然我们的员工用的是中文，但是却不是当时中国所用的现代中文。他举了个例子：按照简体中文的说法，文件中的“美国国际集团”很可能会被理解成“美国国际派系”。于是斯坦利在香港专门请人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然后又重返中国，并把计划书呈交给中国政府。随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斯坦和

肯经常会通过他们在中国的联系人了解进展情况，但对方总是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丝曙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汉克，还有所有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都感到十分兴奋。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确定了访问日期。我也对自己第一次访问中国感到兴奋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说汉克只带巴克·弗里曼、吉米·曼顿还有他们的妻子前往中国。我气愤极了，于是就找了个时间，走进汉克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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