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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朝廷文臣武将，号泣谏言、愿决死战者不乏其人，不肯以寸土与人。当时正赶上乙未科会试，各省举子齐集京师，群情激愤，台湾赴京举子痛写血书，表示誓不从倭！广东举子康有为趁机一呼百应，带领六百余名举子联名上万言书，反对签约，主张变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举人进京应试，均由公车接送，所以举人又称“公车”，康有为此举，便以“公车上书”之名轰动全国，使得赴日议和的李鸿章骑虎难下。幸而朝中还有一班主和的老臣，对康有为的万言书予以抵制，未能上达天听，而号称“四小枢”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军机大臣徐用仪则冲破帝师翁同龢和他一帮门徒的重重阻挠，力谏皇上休战言和，光绪皇帝虽顿足流涕，到底也还是在和约上签字用宝，才了结了这场纷争。如若不然，一旦朝廷拒签和约，他李鸿章尚在日本马关，性命危矣！

李鸿章一想起这些，心中就打翻了五味瓶。康氏一举成名，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去的！而向皇上引荐康有为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与李鸿章尖锐对立的帝师翁同龢！由于翁氏极力怂恿，今年春节，皇上竟然不顾“破五”的成例，在大年初三命翁同龢、李鸿章和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刑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廖寿恒，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共同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康有为不就是在乙未科刚刚中的进士吗？至今也还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让五位顶尖级朝廷大员会见他一个人，可谓郑重其事到了极点。

当时，荣禄开宗明义，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总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谓机敏狡黠，使荣禄一时语塞。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对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侧尽弃乎？”

康有为对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

……

那次“问话”，使李鸿章震惊地感到，三年前横空出世的康有为，如今已成气候。平心而论，康有为高屋建领的立论和舌战群儒的辩才，都使他折服。李鸿章为官一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症结在于法治涣漫，官制陈旧，官场腐败，与近百年来崛起于世界的列强各国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较之青春焕发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渴望变更这种现实，渴望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又不敢触及那个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小改小革，为此耗尽了心血，熬白了须发。而年方不惑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就显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直指大清国的要害，出一鸣惊人之语，收振聋发聩之效。李鸿章不敢说的话，康有为说出来了；李鸿章不敢做的事，康有为要亲手去实现。这真让李鸿章羡慕而又嫉妒，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由于康有为打出了“维新”的旗帜而变得陈旧，突然之间黯淡无光。像一匹不甘伏枥待毙的老马，李鸿章不肯让时代抛弃，不愿让“维新”的浪潮淹没，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为的麾下。早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李鸿章不计前嫌，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不料却未获批准，想做“康党”而不可得！李鸿章的名声已经臭到这种地步了吗？连步“维新”后尘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那一次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李鸿章真真切切地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他厚着老脸捱过了世态炎凉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总理衙门大臣身分维持着虚弱的体面，静观着时局的变化。而康有为却锋头正健，新鲜花样层出不穷，今年三月又发起保国会，慷慨激昂，呼风唤雨。这一次，李鸿章不会再主动上门自找没趣了，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觉得，今天的保国会也许仍像当年的强学会一样，风头出得太大了，难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场！

只因为易君恕毫无顾忌地说到康有为，使李鸿章浮想联翩。洋务派首领和维新派旗手之间本来应有的声气相通和血脉相连，却又被不可消弥的积怨所纠缠，所间隔，形成积瘀于胸中的一四块垒，难以排遣，难以言说。

“嗯，原来易公子是康有为保国会的人？老夫倒是失敬了……”他喃喃说道，语气中流露出某种失望和怨忽。

“不敢当！”易君恕说，“晚生为南海先生的主张和学说所动，不揣浅薄，慕名追随，虽忝列会员之末，却自惭无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康有为的尊崇爱戴和自己的保国会会员身分，但也隐隐感到对方似乎听得有些逆耳，于是试探地说道，“还望中堂大人指教！”

“哦，哪里，哪里！‘雏凤清于老凤声’，康、梁诸君与足下之辈，年轻有为，后来居上，老夫早已望尘莫及！”李鸿章尴尬地勉强笑了笑，自谦之辞包含着酸酸的无奈。“不过，康氏以保国为名，发起组织，俨然政党，却在朝臣之中招致颇多议论。荣中堂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

说到这里，李鸿章收敛了笑容，眯起那双饱经世故、阅尽沧桑的眼睛，观察着这位年轻人的反应。

易君恕吃了一惊。他知道，李鸿章所说的荣中堂，就是当今慈禧皇太后的内侄、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但他却不曾想到，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何以会招致荣禄如此的仇恨，以至于非杀不可，连入会者也要小心脑袋？而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却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堂大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海先生正是痛感国土日割，国势日衰，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保国卫民，一片忠贞之心，苍天可鉴，不知何罪之有？南海先生在保国会上演说，字字滴血，声声含泪，使听者动容，为之泣下！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四，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不必再背了，天津《国闻报》上登了他的讲稿，老夫已经拜读过了！”李鸿章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沉着脸说，“康有为才华横溢，豪情激荡，若以文章而论，的确不失为高手。但他年轻气盛，立论偏激，又难免授人以口实。比如足下刚才所称道的那一段文字，把我大清天下形容为覆屋、漏舟、牢笼、釜镬、牢狱，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腔调和昔日洪、杨、捻匪的恶毒攻击毫无二致，若以犯上作乱论处，他将何以自辩？难怪有人说，康有为的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再如康氏最近所刊布的《春秋董氏学》，更赤裸裸宣称‘爱及四夷’，‘无疆界之分’，这是什么话？难道中国人跟洋鬼子亲如一家，连国土疆界也不要了吗？康氏动辄指斥他人‘卖国’，哼，真正卖国的还不知是何人呢！”

李鸿章论康有为，虽然左一个“难免授入以口实”，右一个“难怪有人说”，但也已经清楚地显示自己的倾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易君恕没有读过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所以并不知道南海先生是否真地说过“爱及四夷”、“无疆界之分”，即使确有此论，也还不知道究竟是何含义。但他毕竟读过民间刊布的康有为多次上皇帝书，也当面听过康有为的讲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康有为会是个“卖国贼”。是了，当年南海先生发起“公车上书”，抵制李鸿章的屈节卖国行为，看来，李鸿章至今仍耿耿于怀，不忘这一箭之仇，随时留意南海言论，于字里行间，寻隙报复。唉，俗语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中堂大人的心胸何以如此狭窄！不过，他既公然指斥康氏“卖国”，不就是要证明自己“爱国”吗？易君恕倒也不妨将计就计，借此激他一激……

“多谢中堂大人指点！”易君恕说，“晚生阅历短浅，人言纷纷，多以‘爱国’标榜，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番话是带刺的。但李鸿章却佯作不察，以长者的口吻，谆淳说道：“是啊，明辨真伪，至为重要！当今之世，泰西之学风行中国，维新声浪日高，人人标新立异，争唱‘爱国’、‘保国’高调，岂不知也是良萎并陈、鱼龙混杂。易公子应自有主见，切不可随波逐流，为他人所利用！白香山有诗曰：”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又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古往今来，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曾有多少明珠蒙尘，又曾有多少鱼目混珠？”说到这里，他满腹愤懑又被勾起，慨然道，“不过，老夫相信历史无情，功乎过乎，真耶伪耶，天下自有公论！”

“大人所言极是，”易君恕不失时机地接下去说，“历史不可欺，民心不可辱，千秋功罪，取决于天下人心！以当今而论，列强窥伺中国，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四万万同胞莫不忧心忡忡，盼望朝廷忠良之臣，出救国之策，辅佐我皇上，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度过国朝有史以来最大难关，必然众望所归，名垂青史！中堂大人屠宰相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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