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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之义。”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谓利也。”

神宗所言是说义就是利，义与利不矛盾，只要顺乎义理而行，自然有利。虽然这也是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性，但又有孟子“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的痕迹，强调只要顺乎仁义，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王安石则顺着神宗的意思加以发挥纠正，一方面指出“利者义之和”，利就是义，有义必有利；一方面又强调“义固所为利也”，义的目的就是利，表明求利就是求义，求利是高尚的，并不可耻，义如果不与利结合，就是虚说。他有意将利置于一种更高的地位，以纠正对利的偏见。

曾公亮则指出义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公家与百姓的利益其实是矛盾的，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百姓，公家利多而百姓利少，则不能称作义。曾公亮的话是别有深意的，守旧派每每指责新法与民争利，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百姓，但这里所说的百姓是有特指的，并非真的是指全体百姓，而是指上层官僚、富豪。曾公亮再次强调义利矛盾，强调“百姓利益”，就是坚持上下利益是矛盾的，认为公平分配比发展生产更加重要，而他们的公平分配，其实就是让上层官僚、富豪多得，朝廷和下层百姓少得。

变风俗（4）

王安石知道曾公亮的意图，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指出只是有利于公家而有害于百姓的利并不是人主所说的利。只利公家而不利百姓，其实就是不公平分配，这本是不义，不义则无所谓利，义则利，不义则不利，正说明义与利是统一的。王安石所主张的利，是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角度来说的，这种利是既有利于公家，又有利于百姓的，是将蛋糕做大，让大家都能多分一点。守旧派则根本不相信蛋糕会做大，只拘泥于分配问题，而且要求本阶层得到最大的份额，这是双方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为了改变义利矛盾和重义轻利的旧俗，王安石多次强调言利与理财的合理性。在《答曾公立书》中，他指出：“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占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利吾国，则是整体利益；利吾身，则是个体利益，二者都是合乎义的。富豪之家，奢侈无度，以至猪、狗食人之食，对此必须加以检束；穷人遇到灾荒战乱，衣食不继，以至饿死野外，对此必须发赈救济。因而政事就是理财，理财就是最重要的政事，就是义。《周礼》之中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谋求不正当利益吗？

将政事归结为理财，将理财称为义的内容，这里面既包含义利统一的精神，又颇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意味，由此王安石的勇气和见识之超卓可见一斑。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大多数都与理财有关，这表明他的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他确实是将经济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

王安石义利统一、重视经济的新思想意义重大。义利观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义利观都是主张义利矛盾的，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早期的基督教同样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认为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同时鄙视劳动，将劳动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是穷人所操的贱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只有到了近代，基督教新教才解决了义利统一问题，认为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神圣职责，劳动是自我修炼的方式之一，节俭是最重要的美德，如此才赋予劳动、赋予财富创造以合法地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

前文已述，儒家一向是鄙视生产劳动的，认为这是小人之事；道家则反对任何技术革新，认为这都是使人心术变坏的事。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要想发展经济只能是痴人说梦。佛教原来也是反对生产劳动的，认为劳动杀生、生产求利，都不利于修行。禅宗则对印度佛教的劳动观进行了根本改造，确立自食其力，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则。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不仅不再是修行的障碍，反而成为修行的重要方式，所谓“担水劈柴，皆是妙道”已经成为禅门惯称的格言。到了宋代，佛教（主流是禅宗）的经济功能更为强化，已经不限于耕作了，除了一些与杀生有关的行业外，可以说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响。

王安石的劳动观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他对劳动者一向是尊重且同情的。大概是在三十一岁任舒州通判时，他写了一首《慎县修路者》，表达了对修路者的尊重：

畚筑今三岁，康庄始一修。

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忧？

戮力非无补，论心岂有求？

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诗中说修路的农民花费了三年时间修成一条康庄大道，谁说山野的农民愚昧无知，只会给当官的添麻烦呢？其实他们任劳任怨，并无求名求利之心。和这些踏实劳动的修路人相比，王安石觉得自己空食官禄十年之久，却无所成就，感到非常羞愧。这首诗也表明王安石心中并无传统儒家君子、小人的分界，不自以为是君子，将劳动者当小人。而且他特别尊重下层百姓实实在在的劳动，认为他们比某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士大夫们要高贵得多，更加值得尊重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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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俗（5）

王安石尊重劳动、重视经济、义利统一的思想为宋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改革运动本身。

但令人遗憾的是，新法与新学都是昙花一现，传统的惰性终究占了上风。

王安石言利而行义，守旧派则言义而求利。王安石大谈财利，是因为传统与现实过于轻视利，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义、不重视义。他在推行发展生产的新法时，同样强调分配的公平，主张抑制豪强、摧折兼并，甚至将官僚、富豪获得的不合理利益一部分收归国有，用于进行再分配。而那些大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守旧派按说应该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新法确实使收入分配稍微公平了一点，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对新法最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原来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均，或者说他们所理解的“均”就是让自己所得最多。正是在这一点上，守旧派暴露了他们重利轻义的真面目。王安石言利，却一生廉洁无私，一文不贪，为相将十年，家无余财；而那些口不言利的君子们却肥马轻裘、良园美宅。双方正好构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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