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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现在社会上的人可分这样三种：一种人是必须要自我介绍的，走到哪儿先掏出名片：我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职务是什么，请多多关照，如是厅部级官员，还要在名片上用括弧注明‘正厅级待遇’等等；另一种人是要别人介绍的，走到哪儿就会有人在一旁介绍：这位是什么老总或是什么‘长’，引得众人刮目相看。还有一种人是根本勿须介绍的，不管走到哪儿人都认识，可说‘天下谁人不识君’，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有这样三种对人的评价：一种是身份性评价，这人是什么处长教授，人们知道了他具有一定资格，自然用处长教授的眼光和规格来接待他，另一种是社会评价，如获得‘三八红旗手’、获得‘见义勇为模范’等等称号，这是社会给予他的荣誉也是社会对他公认的评价，人们就会对他恭而敬之。可是，还有一种人是只有历史才能给予他评价的，而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将给予评价的历史性人物！秋雨先生访问宁夏，在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经历，在宁夏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要载入宁夏史册的。我相信秋雨先生对宁夏历史性的访问，一定会给宁夏带来许多珍贵的信息，使宁夏人受益匪浅。”

对余秋雨的“介绍”同样能用到易中天身上。2006年金秋时节著名文化人士“密集”光临宁夏，在宁夏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的介绍并不过分。

其间，宁夏电视台安排我与二位先生各做一次“对话”节目，演播室就设在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百花堂”。二位先生在与我“对话”中的宏论，宁夏及银川市的报纸杂志皆有大幅报道。我是主人，不过尽地主之谊陪着说话而已，所以纸质媒体也就把我的话忽略不计。但既让我与他们“对话”，我总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而贻笑大方。我的“话”没有稿子，全是即兴发挥（我相信二位先生也是如此）。现在，我就将我的“话”的要点整理出来发表，题为《雨天话语》。“雨”，余秋雨先生是也，“天”，易中天先生是也。

与秋雨先生的“对话”，电视台拟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中国文化”。我的话大致如下：

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意识形态。”当时我很震惊：我们这个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不能影响世界呢？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竟然是能否作为超级大国的主要条件。当然，我们并不想做超级大国，但至少我们在世界上要力争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一个与我们的人口和疆域都相称的大国。后来，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并不完全在于她的某一项巨大的工程、某一个科技领域的成就、某一个生产部类的突出增长，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也就是说，恰恰不在她的“硬件”而在她的“软件”。现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除在海外华人中还有一些余韵，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几乎已“边缘化”了。我们虽不想谋取什么“文化霸权”，但我们应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交流，至少，要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方面做到贸易平衡，而现在却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我们的市场。所谓“社会吸引力”，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老百姓感到“悦”，感到满意，喜欢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我们国家之外的人也羡慕我们的社会制度，愿意“来”到我们这个社会生活。这种儒家理想，应该是我们社会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只有这种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不是什么“革命”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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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话语（2）

后来，“###”的提出，我认为是我们向能以影响世界方面前行了一大步。因为“###”其实是全世界所有政党立党的根本。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说我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只代表落后生产力，没有哪个政党宣布他那个党不代表先进文化就代表落后文化，更没有哪个政党表示他们只代表少数人而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决定性标志，更是普世性的政党原则。只有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与世界其他政党对接、对话，不是在国际社会之外对其他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冲击，而是在国际社会的体制内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

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意识形态就更能影响世界了。说到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最高的政治理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及其弟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说到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里“天下为公”的“大道”。

所以，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还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起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常说我们拥有无比渊博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可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只被极少数中国人拥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几乎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髄隔绝，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只表现在历史中的“精英”身上，如鲁迅所指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那批人物。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等，在一般老百姓那里很稀薄。这你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中国教育事业向来就没有普及过，老百姓一直处在通常说的“没文化”的状态。这样，他们当然也就没有承载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没文化”的人的人生终极追求目标，只能是“活着”而已。所以，秋雨先生刚才说到在二战时期德国普通居民仍会穿着礼服、打着领结去歌剧院听歌剧（同样，前苏联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军在战场上播放萧斯塔珂维奇的交响乐，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这种情景在中国是见不到的。中国一般老百姓还没有被培养出那么高的文化素质。不仅如此，即使爱国精神、民族意识也比较淡漠。中国底层老百姓向往的不过是“好皇帝”、是“清官”，盼望的是“大救星”。至于谁来当皇帝并不重要，哪个皇帝来就给哪个皇帝纳粮罢了。因而，在二战时期，文化传统非常深厚、历史又非常悠久的中国，出的汉奸竟特别多，就因为汉奸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也正如秋雨先生刚才说到的，我们还经历过一次“革”文化的“命”的浩劫。一个“文革”，把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横扫殆尽。过去，一般老百姓虽然“没文化”，但还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吏”全部是由有文化的“士”组成的，因为中国历来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选官原则。官吏士绅及地方上的读书人（乡村饱学之士）历来是一般老百姓的榜样，他们起着风范导向作用，一般老百姓都以这类人马首是瞻。可是，“文革”刮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逆风，知识阶层和文化“权威”全都被打倒，老百姓不但失去了榜样，还要反其道而行才算得“革命”和“进步”；本来很脆弱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堪一击，反道德、反传统、反秩序、反规则就成为一时风尚。“文革”不仅仅是破坏了生产力，摧残了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把人心搞乱了。这种流毒一直到今天因为我们检讨和反思不够而并未消除，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播散开去，致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鲜廉寡耻、物欲横流、贪图享乐、心态浮躁、人情冷漠种种现象。并且，失去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人还特别容易被外来的东西诱惑，好的学不像，坏的学得快，更有甚者，把外来的先进东西也只当作娱乐或作奸犯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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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话语（3）

针对这种现实，最近###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实际上，“八荣八耻”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做人的基本规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逐渐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

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中华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将会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二、我们也只有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化的部分，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与世界其他文化对接，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成为一个与我们人口和国土相应的大国；三、中国文化本来就基础薄弱，再加上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构建和谐社会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记忆－想象－创新，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

历史对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性。

宁夏电视台为我与易中天先生“对话”设计的题目是“历史”。我首先诚挚地表示赞赏易先生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易中天先生用当代人喜闻乐听的表达方式，激起普通百姓对历史、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这个大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很多人感到精神彷徨，道德失范，或多或少都有点失落感，有精神追求却无所皈依。央视《百家讲坛》所以受到观众喜爱，一位历史教授所以有众多“易迷”，大量“私人说史”的著作所以能成为畅销书，反映了全社会有了寻求精神家园的迫切需求。应该说，“易中天现象”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将会在历史中成为标志性的事件。

我们这么多年来没有重视文化建设，还把很多文化问题特别是历史搞得非常混乱。可是，历史知识以及对本民族历史的认知，是每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最主要的部分。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的区别，除了肤色、人种、疆域等等自然的区别，就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出的文化的区别了。历史既是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又是“正在进行时”的民族的精神根系与支柱。具体到民族内部的每一个人，要在当前社会安身立命，对本民族的历史知识和认知，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异常重要。历史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里的每一个成员只有在同一个“集体记忆”中才能凝聚起来。然而，多年来我们不但轻视历史教育，历史课在中小学成了可有可无的课程，还有意无意地篡改、歪曲、涂抹和编造历史，历史在我们手里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过去的一切都充满了糟粕，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打打杀杀，是一部“吃人”史，只是在1949年以后我们才“站起来”，才“鬼变成人”了。这样，我们民族好像成了一个“失忆”的民族，在当今社会，相当多的人没有精神归属感，没有凝聚力，以致集体意识、民族意识淡泊，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我们现在已清楚地看到，没有昨天的人便没有明天，没有昨天和明天的人便只活在现在。既然仅仅活在现在，那今天怎么活的好就怎么来吧，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很可怕的。前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常叹息“人文精神失落”，我看，我们首先是失落了我们的历史，才由此失落了人文精神。

历史不但是民族的精神根系与支柱，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宝库和思想资源。我们拒绝历史传统，拒绝祖先的精神文化遗产，就会使我们的思想资源非常狭窄，自己画地为牢，弄得我们的意识形态单薄，经验狭隘，思想苍白，语言缺乏说服力。同时，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凭空产生出的想象，所有的想象都是记忆的高度爆发；记忆力是想象力的基础。一个记忆残缺的民族是不会有丰富想象力的，而想象力又是创新的发动机。不能设想，一个想象力有缺陷的民族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记忆－想象－创新，这是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见，历史对我们今天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雨·天话语（4）

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我不这样看。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宗教情结。我曾对英国路透社记者说过，不用说唯心主义会成为宗教，唯物主义也会成为宗教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唯物主义煽动起宗教式的狂热比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更残酷，更有破坏性。唯物主义不是和宗教相对立的吗？那么就以唯物主义的形式造个宗教出来。确实，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或###教等等。有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好像是多神教，从菩萨老君一直拜到狐狸黄鼠狼。但据我看，长期以来，中国人真正崇奉的宗教是历史。中国人一直是从历史中寻求指导的，碰到任何问题都“以史为鉴”，像西方人向上帝祈祷一样到祖先那里去祈求解答。包罗万象的成语、典故、寓言、“至理名言”等等形成中国人的“教条”。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各种经典文献（以及易中天先生正在讲的《三国》），对中国人来说都和《圣经》一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有这么多的历史经验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积累。

中国人还特别注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评价。“留取丹心照汗青”不仅仅是史可法一人的志向，历史上的“精英”们无不如此，都非常在意后人对他怎样“评说”，这种“历史情结”也可说是一种“宗教情结”。中国人对祖先的敬畏不下于西方人对上帝的敬畏，“祖先”其实就是历史的传承。所以，社会如果不注重对社会成员的历史教育，不把对本民族的历史认知放在重要位置，就会让社会成员变得无所敬畏，肆无忌惮，连法律也管不住他了。

一切当代史都是对历史真相的逐步复原

虽然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说，所有我们知道的历史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真实，都是当代人出于某种需要尤其是政治需要编写出来的。历史中有的被歪曲，有的被隐瞒，有的被涂抹，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重新编造，反正离历史的真相很远。那么，我们面对成文史不是很悲观了么？连历史都不可信，我们的根在哪里、根是什么样的都搞不清楚，不是活的浑浑噩噩，还有什么意思呢？而我却比较乐观。我相信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时代是不停发展的，社会是不断变迁的，每一个“当代”编写出来的历史都会是向历史真实一步一步复原。我们现在还有所隐瞒、有所改动、有所编造的历史，到了将来都会逐渐显出真相；很多我们现在还规避的与忌讳讨论的历史事件，如“反右”“自然灾害”“文革”等等，将来都会逐步有全面真实的历史叙述。历史会顽强地显现出它的本来面貌。所以我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一切当代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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