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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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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1920年年底，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应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决定改组《小说月报》，责成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做这件事。他就交给该刊“小说新潮”的编辑茅盾来完成，并要求1921年1月出版该办的第一期。茅盾立即着手组稿。他早就读过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可是与他们素不相识，苦于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他想到了王统照，他曾经给王统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就写信给王统照，请他帮忙组稿。

几天后，茅盾突然收到一个叫郑振铎的人的来信。他们也是素昧生平，郑振铎自我介绍说他是王统照的好朋友。他们由周作人牵头正在组织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希望他能参加。这样，茅盾就与周作人、鲁迅取得了联系，彼此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多。鲁迅多次为《小说月报》提供稿件，支持茅盾的工作。像他的小说《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等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特别是在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都发表文章，给予茅盾很大支持，使得原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改革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阵地。这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

附带说一下，“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鲁迅在*任职，根据北洋政府的《文官法》的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而鲁迅没有参加“文研会”，但他对“文研会”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是经鲁迅审阅后才公布的。

鲁迅与茅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时，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为鲁迅接风，邀请茅盾作陪。因为鲁迅来去匆匆，他们没有来得及深入交谈，第二天鲁迅就离开了上海。第二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12日。此前的一天傍晚，茅盾夫人孔德沚告诉他，鲁迅搬到*里23号，我们家的前门正对着他家的后门。茅盾本想去拜会鲁迅，可是当时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来到上海创作小说，生怕暴露身份，也担心为鲁迅招徕麻烦，就没敢贸然拜会他。不料，几天后，鲁迅在周建人的陪同下，来登门看望茅盾。茅盾感到喜出望外，鲁迅是知道他通缉令在身，行动不便，特来拜会的。这次见面，他们交流了很多时政消息，还彼此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打算。鲁迅表示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专事写作。此次会见之后，茅盾写了篇《鲁迅论》，以“方璧”为笔名在1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并以此表示对鲁迅来上海的欢迎。这是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反映出茅盾是鲁迅的最早的知音。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的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并肩战斗，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年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和茅盾等8名作家联名发起为小林遗族募捐。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去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天来访时告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了，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表示祝贺。鲁迅征得茅盾的同意，委托史沫特莱给陕北拍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逝世时，茅盾正好回乡看望母亲。接到电报时，正值他的痔疮发作，不能乘车或乘船。等到出血略止，回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他的妻子孔德沚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工作，鲁迅用的西式棺材就是孔德沚陪着宋庆龄选购的。

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02年考中清朝秀才，清朝末年到比利时留学，于1912年获得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学博士。他是我国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1913年年初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工作。1916年由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章鸿钊牵头组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所长，翁文灏参与其中，并于1921年接替丁文江担任所长。1920年翁文灏兼任北京大学博物系教授。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胡适与翁文灏相识是由丁文江引荐的。丁文江虽说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质系毕业，但他思想活跃，学识广博，热心于社会活动，与胡适过从很密切。胡适对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趣，地质调查所的一些科学活动，他经常参加。这不只加深了与丁文江的友谊，还与翁文灏也相熟起来。1922年胡适与丁文江等朋友创办《努力周报》时，他们的联系更多了。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高度称赞了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学科建立做出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由这个社的成员每人捐赠月薪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共计筹集4200元钱，作为出版费用。这个刊物共出版了50多期，在合作中胡适与翁文灏的友情日益深厚。1934年翁文灏遭遇车祸后，胡适十分关切，不仅给南京政府的要人写信，请求大力抢救治疗，还在《独立评论》上托名发表言论称：翁咏霓是国家的瑰宝，“人世所稀有”，“是五十条生命换不来的”！这种言论足以说明胡适非常看重翁文灏，他们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后来，翁文灏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胡适认为翁文灏从政很有前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畅想在二十多年后的民国57年（1968）的*，为80岁的大总统翁文灏举行盛大祝典。1948年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胡适闻讯立即表示祝贺和支持。他希望翁文灏“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认为翁文灏“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翁文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结果没有能抑制物价飞涨，六个月后就下台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后，胡适去了美国，翁文灏则到了法国。

1950年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邀请翁文灏赴美，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准备亲自去迎接他。不过，翁文灏却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他们间早就存在着思想分歧，胡适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洪深，人称“洪老夫子”，学名洪达，字浅哉，号伯骏。于1894年12月3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世代为宦的家庭。他的叔祖是清代乾隆进士、著名经学家洪亮吉。其父洪述祖，曾任清末直隶候补道和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深是在上海教会学校南洋公学读的中学，而且有幸聆听李叔同的教诲。在李叔同的倡导下，学校的演剧风气很盛，洪深开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1912年洪深进入清华学校后，更是如鱼得水，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剧活动。他常常是身兼数职，既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和演出活动的组织者。1916年洪深清华毕业后，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化学工程。1919年他的父亲洪述祖在政治“角逐”中失败，被判处死刑。这件事使他异常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认识到痛苦的人生需要呐喊，于是他放弃化工专业，到哈佛大学学习戏剧，成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1922年学成回国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任职之余，投身于戏剧创作。

洪深的戏剧创作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在1924年他改编并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之后的事。他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这出话剧，在话剧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受到张石川和郑正秋的重视。张石川通过朋友认识了洪深。在1925年夏的一天，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张石川和其他的老板们决定聘请洪深担任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他们初次见面时，郑正秋见到这位与他那五短身材相仿的洪深，第一印象就很不错。郑正秋幽默地将洪深比喻为韩信，表示“十二分地欢迎”。洪深则很谦虚地说：“对电影我一窍不通，干一段时间再说，如不行就回学校教书。”从此，他们的过从越来越密切，经常在一起切磋电影艺术。虽说起初洪深对郑正秋吸食大烟，很不以为然，但后来关系密切了，也就不计较了。

洪深给明星公司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冯大少爷》。在给老板们传阅时，郑正秋觉得剧本的心理描写的分量太重，不容易抓住观众。其他老板也赞同郑正秋的意见。可是，洪深却坚持拍摄，不想修改剧本。见此，郑正秋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让洪深亲自导演试一试。尽管得到了郑正秋的支持，但由于他初次尝试电影编导工作，心里没有底，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议论，也让他失去信心，甚至想鸣锣收兵了。郑正秋得知洪深思想动摇，找他谈心，鼓励他继续努力，并表示公司会为他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他探索和创新。

在郑正秋的鼓励下，洪深终于完成了这个电影的拍摄工作。虽说郑正秋一直鼓励洪深拍摄这部影片，可是他心里也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在影片制作完后，他亲自为这部影片写广告词和说明书，以便弥补影片的不足。洪深看了他写的广告词和说明书，对他说：“你插手这部影片，把你的名气砸了怎么办？”郑正秋却说：“和你一起砸了名气，我不在乎。我是希望看到洪深的一炮走红！”果真不出郑正秋所料，《冯大少爷》公映时舆论界好评如潮，完全出乎明星公司老板们的意料；而且舆论界的评价也超出了以往对郑正秋拍摄影片的评价，甚至让郑正秋也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尽管如此，为了让洪深在电影界树立威望，郑正秋与他合作拍摄了《早生贵子》。洪深在导演这部影片时，在内容上有所改动，削弱了郑正秋原本的思想意义，郑正秋并没有计较这些，反倒肯定了洪深的修改，为他在电影界立足而感到高兴。

1931年5月郑正秋的新片《红泪影》公映时，请来洪深观看。不料，郑正秋这部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却遭到洪深的严厉批评。当时郑正秋真觉得脸上无光，气得他脸色发紫。可是以后他每次拍了新片，都要请来洪深观看，让他给提意见。可见他们既是挚友，又是诤友，互相尊重，相处直率，结成了真正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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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稀泥”的朋友：赵清阁与沉樱

享誉三四十年代剧坛的剧作家赵清阁，生于1914年，河南信阳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美专。为了支付读书的费用，她利用课余时间写稿和在天一电影公司打工，开始接触到剧本创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她跟随抗敌协会撤退到重庆。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她除了主编《弹花》杂志外，还像许多作家一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创作了多部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话剧。

赵清阁就是在重庆时期与女作家沉樱相识的。沉樱，原名陈锳，初用笔名陈因。1907年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年末，沉樱的课业习作《回家》，在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第二期发表。茅盾读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撰文说：“《回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此后沉樱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从1929年8月，她发表短篇小说《欲》时，开始用“沉樱”的笔名。更名的因由是她很喜欢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就将自己的本名陈锳，换成谐音的“沉樱”。

1938年，赵清阁到重庆后住在北碚，第二年沉樱与她的丈夫梁宗岱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也来到北碚镇。赵清阁恰好与沉樱夫妇租住了同一栋楼房。原本他们虽不相识，但其名互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在北碚住着很多文化人，大家联系较多，加上沉樱热情好客，朋友们都乐意接近她。这又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由于家务之累，又怀孕在身，无法写作，心情不快，经常与梁宗岱发生口角。赵清阁自然为他们和稀泥，进行劝导。后来沉樱夫妇搬到嘉陵江对岸的黄桷桠的复旦宿舍，一旦遇到夫妻口角，也常来赵清阁处诉苦。

抗战结束后，赵清阁和沉樱都回到上海，他们又一度住在一起。当时，赵家璧创办了晨光出版公司，邀请赵清阁编选一本女作家小说散文集，她首先想到的就有沉樱，收入了她的小说《洋娃娃》。接着，赵清阁编辑《文潮月刊》时，为沉樱编发了几篇创作和译文。1948年离了婚的沉樱跟随母亲和弟弟去了台湾。临行前曾到赵清阁家辞别，赵清阁劝她留下来，可是沉樱却表示，她要离梁宗岱远远的，不想再见到他。她到台湾后，接连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茨威格、毛姆的小说，还自办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1972年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1982年4月沉樱回到上海探望朋友。在赵清阁的安排下，她在上海、北京看望了老朋友。临回美国前，赵清阁送给她两件国产绸衣料，她将一件锦纶背心和一个血压计赠给赵清阁。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她们的永诀。

《阿Q正传》的催生者：鲁迅与孙伏园

鲁迅在《〈城与年〉插图本小引》文中曾言：“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的文人实在不算少了，其中就有孙伏园先生。

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孙伏园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伏园游记》（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一本是《鲁迅先生的二三事》（1942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与同时代的文化人相比，孙伏园的著述确实太少；但他却为新文化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

新文化运动初期，有四大文艺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北京的《京报副刊》、《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北京的两大副刊都由孙伏园刻意经营。除此之外，《语丝》的创办也有孙伏园的一份功劳。对于默默无闻的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鲁迅从来没有忘记。他从不抹杀这些编辑的功绩。鲁迅比孙伏园大13岁，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当孙伏园初任北京《民国新报》编辑时，就向鲁迅约稿。该报于1918年8月起连载了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它是鲁迅应孙伏园之约而译的。鲁迅曾有一段文字记录此事：“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此前，鲁迅的作品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

1921年10月12日《晨报》的《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为第一主编。他团结了大批作者，包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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