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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在蓝田师院任教期间，钱基博坐拥书城，心忧天下，笔耕不辍，著述甚夥。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他专门开设《孙子》的选修课，传授兵法常识，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他的《孙子章句训义》就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期间钱钟书与乃父钱基博毗邻而居。除了教学之外，钱钟书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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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

无锡人杨荫杭和杨绛父女都是文教界的精英。

杨荫杭生于1887年，字补塘，常用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在他读二年级时，学校里因伙食不好，部分学生闹事。当时学堂的主管是外国人，追查带头闹事者，一个广东籍的学生挺身而出，其余的闹事者，都缩着头不敢出声。杨荫杭本来没有参与闹事，可是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场风波就不能平息，于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还有我！”就这样，他就被学堂除名了。他本来出身于寒素之家，依靠公费读书。被开除后，就投考提供公费的南洋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杨荫杭学习成绩优秀，第二年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思想，于1900年的春天，发起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爱国活动。1902年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与留日同学蔡文森一起组织理化研究会，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励志学会和理化研究会的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活动。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准备缉捕他。杨荫杭得知讯息后，于1906年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

*建立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任职期间，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旧政府的司法与官府一样*，根本没有公道所言。他的以法治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失望之余，他转而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及梵文。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和《楚辞》。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杨绛，又名杨季康，是杨荫杭的四女儿。1911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到英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家时也希望父亲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父亲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父亲该学什么？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父亲的教导，选择了文科。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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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1）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1831年正月。传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忽然看见陈家的屋后红光一片，以为是失了火，大家纷纷前去救火，结果并没有失火，却听到了婴儿落草的哭声，那片红光也随之不见了。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他的父亲陈伟琳对这个孩子还是寄予了厚望的。

天资聪敏的小宝箴，不负长辈厚望，他20岁时参加了南昌的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永宁县。宝箴的父亲陈伟琳效法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操办，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伟琳病故后，义宁团练由陈宝箴带领。在与石达开作战时虽然义宁失守，他的团练损失严重，但他还协助湖南的官军收复了失地，陈宝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的嘉奖，也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将他奉为上宾。1865年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前夕，保举陈宝箴进京接受皇帝接见，被皇帝授予知府官职，到湖南候补。光绪即位后，陈宝箴在二十年间，由浙江、湖北按察使，升任到湖南巡抚，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他主政湖南期间，支持戊戌变法，湖南成了主张变法的基地，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他的好友，就连他的儿子陈散原也参与了变法的行动。不料，陈宝箴却受到戊戌变法的株连。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因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驱逐出宫。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下令缉拿文廷式，文廷式从江西逃到湖南，陈宝箴假意捉拿，实则派人通报消息，令其逃匿。这样陈宝箴就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革职了。1898年陈氏父子回到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岘庐隐居，自号“神州袖手人”。1900年夏历六月二十六日，慈禧派闳炯率兵弁到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然后自缢殉职。随即闳炯令兵弁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慈禧之所以在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处决“六君子”之后，还对陈宝箴下毒手，是因为外国舆论胁迫慈禧让权，慈禧恼羞成怒，不仅派人铲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家的祖坟，还对同情变法的高官予以追究。陈宝箴就难逃厄运了。

陈宝箴的儿子陈散原，名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生于1852年。少而博学，诗文俱佳，思维机敏，愤世嫉俗。30岁参加乡试时，不按八股文应试险遭淘汰。幸好主考官陈宝琛审读了他的考卷，为其才华所感动，从落第试卷中抽出，补为举人。36岁时，在会试时中进士。

1895年秋，父亲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时，他奉诏辅佐父亲推行新政。他协助父亲创办《湘报》，办时务学堂，算学馆，还广为交游，结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新派人物，集思广益，以求“三湘富强之道”。当年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即，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散原、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和世家子弟陶菊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散原父子受到株连，俱被革职，回到南昌。父亲死后，他定居南京，不问政治，热衷于办学，延请外国教师，传授新知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携全家逃往上海，并污蔑武昌起义是“作乱”。这期间，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认可辛亥革命，又留恋清王朝，但也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1934年陈散原全家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派人游说，希望他能像他的好友郑孝胥那样，出面辅佐溥仪政权。他坚辞拒绝，并痛骂郑孝胥是“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十分鄙弃这样的民族败类，随即将再版的《散原精舍诗》中的郑孝胥为他写的序文撕掉，从此不再与之往来。后来为抗议日寇密探的骚扰，绝食而死，终年85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2）

陈散原工于诗歌，多为与友人唱和之作。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还专程到杭州拜会了他。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续集》、《别集》，死后合编为《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散原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儿子陈衡恪是书画家，二儿子陈隆恪是诗人，三儿子陈寅恪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专家。四儿子陈方恪是诗人，五儿子陈登恪是教授。

陈家老三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从小就背诵《十三经》，在家办新式学堂学习日文。1902年跟随大哥到日本求学。后因足疾辍学回国，进入复旦公学继续读书。1910年考取留学欧洲的官费生，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此后又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1925年回国前，他已经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并能用蒙、藏、满、日、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阅读资料。

1925年回国时适逢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很器重他，称他是“最博学的人”，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也很欣赏这个博学的后生。第二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誉为“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这是这所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汉学教授。当他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动身前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全家只好滞留香江，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方出资40万元日币，请他出山主持东方文学院，他没有接受。随后携家出走香港，到桂林的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应聘到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治疗目疾。新中国诞生后，他中断聘约，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来在院校调整时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他一生勤奋治学，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西夏文、突厥文和佛教经典都有精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等多部著作。特别是晚年，双目失明，还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的写作。1962年胡乔木去看望他时，很关心他的著作的出版，他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着回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早。”随后与有关部门打招呼，将他的一些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文集出版了。“*”期间，陈寅恪惨遭折磨，大量书籍、文稿被洗劫，终于经受不住摧残和打击，于1969年10月逝世。

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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