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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潘乃穆也在文章中辟谣：“至于有人说什么捕得硕鼠十多只、邀来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分享，为了学术研究、夫人勉为其难等等情节，就全属于传闻，失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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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太太请客

清华大学图书馆“活字典”唐贯方在三校联合后，曾负责搬运清华大学珍贵古籍南迁。在昆明时，他们一家疏散到离城二十里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梨园村）。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另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在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潘光旦一家疏散到大河埂。

唐贯方经潘光旦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在唐贯方之子唐绍明的记忆中，清华大学的家属非常团结，谁家有好吃的，送给同事分享，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场面非常温馨：“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请清华大学家属和孩子们聚会，给唐绍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1］［1］唐绍明《我心中的“金三角”———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随着时光流逝，这段记忆愈加清晰。唐绍明晚年回首昆明艰难岁月，感慨万千：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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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种菜

陈达教授及其同仁在昆明从事过中国较早、规模较大的人口学调查研究。1938年秋，清华大学成立金属、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收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就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陈达参与了该所的筹划并受聘为研究所所长。据陈达的记载，该所原址设在昆明青云街169号，“临翠湖，颇幽静”。学校和研究所重视人口研究。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每年拨款四万元支持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课题选择呈贡县进行开展，得到当地的支持。于是，该所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陈达教授一家也随之疏散到呈贡。

战时生活困难，陈达教授为养家糊口，率领妻儿，荷锄戴月种植蔬菜。他在回忆录《浪迹十年》中写道：

今年余家在文庙后开辟菜地八块，崇圣祠前两块，每块不过宽一丈，长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厨房后种白薯和刀豆，刀豆由余和旭清（按：陈达之子）下籽，成绩不佳，白薯尚好，谅可收七成。（二）西门内种刀豆及荷包豆，荷包豆种籽由李悦立县长送来，共四十粒，出苗者五粒，目下开花即已结实者仅二棵。（三）西门内往东，种刀豆、包谷、洋芋，成绩不如去年。（四）李福昌旧种烟草地，今年余改种萝卜、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结实，辣子不到三成，萝卜仅出十五棵。（五）往东，种刀豆，成绩甚佳。（六）往北，种黄豆，被马吃过两次，今虽又长，但恐收成不佳。（七）北墙边，每年余种西红柿……今年由莫刚老师增秧五十，种后先由松鼠偷食其茎，结实后松鼠又食其果……（八）屋东，种西红柿及南瓜，西红柿今年有黑病……南瓜为毛虫所食……（九）屋南即崇圣祠前，种西红柿及冬苋菜……几乎全军复没。（十）屋东南，雨季中，函高逸鸿兄买冬苋菜籽，寄到后即在此下籽，无出者……

陈达教授种的蔬菜，不是不出，就是被动物偷吃。教授为了生计种菜，收成不好。食物匮乏，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种菜种粮，自力更生，不仅陈达教授一家，还有更专业的。

从1941年开始，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中国的上空作战数百次，成为令日军胆寒的“空中猛虎”。1943年的秋天，昆明的空袭威胁解除了。此后，联大教师陆续搬回到城里居住，但是中国战场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1944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大批外来人口又一次涌入昆明，人口的激增导致了昆明物价的再次飞涨。

即便是住在唐家花园的终生未娶的单身教授陈岱孙、金岳霖，和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陈福田、朱自清，也为生计发愁。由于物价上涨，买菜的钱也不够了。于是，他们在唐家花园废弃的苗圃开辟菜园子。陈福田写信给檀香山的美国亲属，从美国邮寄来菜子。大家推举李继侗作为负责人和指导，种菜自给。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这是最佳选择，生物系有个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的教授就出力，浇水，施肥。昆明的天气非常温和，一种，菜长势喜人。菜丰收了，自己动手，大伙开伙做菜，吃起来格外香。

除去唐家菜园，那时，联大的许多人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小菜园，用来解决部分的食物。而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1938年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周培源一家终于抵达昆明。周家从郊外租借了被称作“马家花园”的住宅。房东是一位马姓团长，西式宅院，堪称豪华。宅院宽大，一家住宿颇为阔绰。于是，周培源夫妇，便邀请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入住。

这里一提任之恭、陶葆柽的特殊婚礼，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于7月28日在北平结婚，冯友兰为其主婚。就在这一天，宋哲元的军队撤退，北平失守。当天晚上，城门关闭了，他们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没有用，北平就沦陷了。喜庆与惊恐相伴随。这个特殊的婚礼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将这个情节写入她的小说《南渡记》。

周、任两人均是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返校任教的物理学家，他们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患难之际，共处一院，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后来，任之恭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苦难里不无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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